渣滓洞里的暗流：一个国民党特务与江姐的生死之交

1949年11月14日，重庆歌乐山的刑场上，江姐身着蓝色旗袍，外罩红毛衣，坚定步入命运的终点。她或许未曾预料到，那个曾称她为“小黄”的年轻看守，正在宿舍里拿着她写给儿子的绝笔信，眼含热泪，默默哭泣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封沾着母亲体温的信件，竟将在三十年后成为她冤屈得以平反的关键证据。而那个曾在她面前冷酷无情的“刽子手”，恰恰是唯一保存了她遗书的人。

图片

回到1948年6月的渣滓洞，25岁的黄茂才拿着新发的国民党军服，眼神迷茫地望着冰冷的高墙。出身于荣县一个贫寒农家的他，刚从初中毕业，因躲避征兵被迫加入特务系统，未经任何训练就被分配为监狱看守。他仍然记得，长官训话时的冷厉：“这里的犯人，都是吃人的恶魔！”然而，现实给了他完全不同的答案。当江姐的同监犯人，曾紫霞，梳着齐耳短发，带着乡音问候他时，黄茂才震惊地发现，这些所谓的“恶魔”，不仅能背诵《出师表》，还能为伤员缝补衣物，甚至还教他唱“团结就是力量”。最令他震撼的是江姐——尽管遭受酷刑，她依旧昂首挺胸，身为孕妇的她仍在放风时悄声问道：“小黄，你母亲身体好吗？”

图片

这种意料之外的反差让黄茂才陷入深深的困惑。他开始发现，这些“恶魔”有时会把自己稀有的粥分给生病的狱友，会用竹签在草纸上写诗。而真正的“恶魔”则是在审讯室里熾热的烙铁和逼迫女囚忍受极刑的特务组长徐贵林。江姐开始逐步改变黄茂才的心态。她用最朴实的言语，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希望：“等革命成功，农民就再也不用低头受地主欺压。”当黄茂才为自己被克扣军饷而愤怒时，曾紫霞温柔地告诉他：“在共产党队伍里，官兵平等，朱总司令也吃和士兵一样的红米饭。”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8年冬。当江姐托黄茂才送出第一封信时，特意提醒他：“用化名，说是给表妹送药方。”黄茂才冒着被枪毙的风险，将密信藏进鞋底，徒步二十里找到接头人。回程时，他特意绕道进了茶馆，制造了一个“外出喝茶”的假象。这次“任务”完成得异常完美，让狱中的党组织对他产生了充分的信任。

最温暖的一次考验来自于一件灰色毛衣。女囚们将破旧被套拆解，李青林用残疾的双手亲自勾织衣领，江姐则亲自量尺寸。当黄茂才穿上这件带有囚犯们深情的毛衣时，他这位铁骨铮铮的七尺男儿不禁眼眶湿润：“你们比我的亲姐还要亲！”

图片

1949年10月，黄茂才凭着对《大公报》上“广州解放”消息的留心，将它刻在牢房的墙角，并通过值班室的暖水瓶传递纸条。囚犯们悄悄交流，胡其芬的《最后的报告》提醒他们大屠杀即将来临，陈然的《我的自白书》则被巧妙地缝进了棉衣夹层。

最为惊险的是江姐的托付。1949年8月，黄茂才以“母亲病危”为由请假回乡，临行时，他悄悄收到了两封绝命信：一封写给彭云，“盼你教导云儿，以父母之步伐，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。”另一封写给谭竹安，“如果我不幸，云儿会托付给你。”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两封信用油纸包好，埋在祖坟旁的樟树下。

图片

11月14日，当黄茂才探亲归来，踏进空荡的牢房，他心里一沉。行刑记录显示，江姐在临终时高喊着“共产党万岁”，而“刽子手”为了阻止她的喊声，竟用刺刀刺入她的口腔。然而，他冒死传递出的《狱中意见》，却成了党史上无法抹去的“血泪嘱托”——它提醒大家“防止领导成员腐化，加强党内教育。”

1964年，黄茂才出狱，但他常常在田间地头被孩童误认并投掷石块：“打死国民党狗特务！”他将江姐的绝笔信深藏心底，直到1981年，终于找到了曾紫霞教授。此时87岁的“双枪老太婆”邓惠中拍案而起：“小黄送出的情报救了川东游击队！”这时，历史终于为黄茂才平反了。

图片

1982年4月，荣县法院的平反书终于送达。此时，黄茂才正给孙子讲述渣滓洞的故事。晚年的他成为了一个活档案，指着江姐的牢房位置说：“这里曾有一个透气孔。”他指着审讯室的残垣，详细复原当时的刑具位置。而他最为珍贵的贡献，则是亲自证明了江姐遗书的真伪——他准确描述了信纸的折痕和其中的暗语“盼教”，与档案馆的密件一模一样。

如今，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，黄茂才的眼镜和江姐的毛衣并列展出。这对曾经的看守与囚徒，通过特别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和解。当参观者惊叹于“特务竟是地下交通员”时，解说员总会强调：“历史比小说更加震撼，因为它教会我们：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，良知永远不会缺席。”

图片
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